※ 提醒您：禁止酒驾 饮酒过量有碍健康
编按：白领中产向下流动、老年退休保障不足，即使努力工作到退休，仍可能被命运找上，一不小心就落入经济困境。作者从接触台北车站周边的无家者开始，在疫情前后透过他们的人生经历、人际网络，延伸出老龄贫穷者从生到死所遇到的，被社会福利网所漏接的问题，从日常记录出这群人拒绝屈服于困苦的生命轨迹。
作者： 吕苡榕
这天处理完勇伯的事，社工挥挥手先行离开，老张哥放慢脚步踱至车站外的广场边上，气温随著时间升高许多，往来的通勤人潮、拖著行李东张西望的旅客在车站前交错。一伙无家者往老张哥身边聚了上来，七嘴八舌地闲聊一阵。背著小布包，一头短发的朱姨蹙著眉悄悄地靠了过来，大伙瞥见朱姨，逐个安静下来，老张哥抬头望了朱姨一眼，问她找到阿健没？
个头本就不高的朱姨，一脸愁苦让她看起来更娇小。朱姨带著问事的表情和老张哥聊了起来，原本瞎扯淡的氛围瞬间转为凝重沉闷，老张哥周边那群男性无家者们读懂空气里「谈事情」 的符号，识趣地各自散开。
朱姨口中的「阿健」，是最近刚来到车站的新手住户，阿健刚到北车的时候，老张哥就注意到这人，突出的身高顶著满头白发，喉咙上有个黑浊的小窟窿。窟窿是阿健早年开刀留下的痕迹，这伤疤让他声带受损，表达困难，只能透过单音节的气音搭配上手势与人沟通。
虽已八十岁，阿健依旧会每天买一罐米酒，倒进宝特瓶里兑水喝，因此常被朱姨和老张哥叨念。老张哥不喜欢有人饮酒，在路上流浪，喝酒是毫无益处的行为，既浪费钱，还影响劳动能力，又容易猝死，搞得身边的人得报警做笔录，耗上一整天。但每每被两人责骂，阿健只是面无表情地望向他方。
阿健年轻时念工程，设计过水上乐园的云霄飞车。谈起过往，阿健会举起手掌做出飞车爬升俯冲的模样跟我解释他的工作内容，喉头的窟窿跟著发出咻咻的气音。
虽然退休时领了几百万退休金，但六十岁左右生病开了刀，积蓄全花在医疗，还有喝酒、赌博，早已用罄。
他的大儿子已有自己的家庭，过得并不如意，早早就和阿健断了联系。本来阿健和二儿子一起住，四、五年前二儿子因为毒品问题入监服刑，阿健只能一个人租屋，周末去举牌打工。
上工前雇主会把阿健载到定点，将房地产广告的牌子绑在路边电线竿上，阿健就守著广告牌一整天，一次赚八百元。这工作并不轻松，得整日顶著烈日或风雨，但这却是高龄者少数能进入的劳动，既不需要技术、也几乎没有生理上的限制。
不少街头的无家者，没有任何福利补助，因此落在社会安全网之外。举牌这类的零工多少给了他们一点收入。阿健的手头还算宽裕，他有举牌工作的收入，再加上身心障碍补助，勉强打平生活支出。但这零工同时也异常脆弱，外界的风吹草动，都能影响这份工作。
二○一九年十二月，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出现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隔年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三月十一日，福岛核灾十周年，世界卫生正式将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调为全球大流行，到了六月，全球总病例数突破五百万。各国为了防止病毒传播，纷纷祭出社交距离规范，边境管制也趋于严格，跨国移动几乎停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称，全世界可能会面临自一九三○年代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新冠肺炎爆发的头两年，世界的日常被打乱，举牌工作渐渐变少，加上阿健年纪大，身体也不好，老板怕他上工时出意外，不敢再聘他。少了零工收入，阿健没钱付房租，社工原本安排阿健去安置中心，只是人都走到安置中心门口，但阿健朝里头看了一眼，害怕住进去后不能随心喝酒、外出，摇头不愿待著，社工只能作罢。
做无家者服务多年，社工对阿健的选择倒是十分理解，「阿健有身心障碍补助，一个月几千块，但如果要公费安置，现金补助就会取消，因为福利不能重复领取。」当一个人手中可分配的资产就只有一点点，自由或许比屋簷更重要。「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想法去质疑别人的选择，你觉得有得住比较好，但对有些人来说，睡在街头自在许多，有钱买酒喝、能抽烟，他可能觉得这样更好。」社工说得委婉。
但自由有价。阿健没钱付房租，被房东赶出来，无处可去。二○二一年春天，阿健拖著塞满家当的行李箱，开始住到车站外头。
朱姨和阿健非亲非故，两人是因小孩而熟识。朱姨也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与阿健的二儿子是国中同学。朱姨的儿子念书时曾被欺负，阿健的二儿子出手相助，多年以后两人的儿子还是好友。
朱姨的儿子现在都各自成家，一个在北部、一个在中部。住中部的儿子，便是阿健次子的同窗，得知好友入狱，父亲还流落街头，便请住在台北的妈妈帮忙照看阿健。朱姨受儿子所托，在台北街头寻人，她先是到万华寻阿健，「找了好几天没找到，后来才到台北车站，一下便找到了。」
两个孩子不在身边，如今阿健反而像朱姨第三个孩子似的，朱姨一个礼拜会来台北车站三、四次，从她新北市的租屋处搭公车悠晃到车站来寻阿健，找不到人时，朱姨会坐在车站大厅和无家者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等著阿健出现。
她还会把阿健的脏衣服带回去洗干净，帮收著阿健的药包，傍晚时蹭到他身畔提醒阿健服药。阿健有时骑著那台几乎快解体的破机车乱跑，有次出车祸。朱姨大叹一口气，一边跟我埋怨阿健都一把年纪了、身体又不好，还自己骑车到处乱窜，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
但朱姨还是帮阿健付了修车费，「我威胁他要把证件压在我这边，我才要帮他付钱。」朱姨神秘地从随身小包里抽出阿健的身分证给我看，接著说扣押证件只是为了让阿健不会乱跑，才不会让人找不著。阿健虽然像个叛逆期的孩子，有时一脸漠然地应对朱姨，但在大事上，阿健倒是都听朱姨的。
也有人狐疑过朱姨是不是图阿健什么，不信朱姨只是受儿子之托来照顾故友的老父才这么尽心。但日子一久，周围的人发现朱姨的目的的确单纯，闲言停歇，台北车站的无家者们渐渐习惯朱姨和阿健这对组合，有些打零工下班回到车站的无家者，也会边捧著便当边坐在朱姨身侧和她闲聊，两人面前如果再摆上一台电视，那光景简直就像一般人家的晚餐时刻。
阿健无故消失了几日。朱姨急得天天在车站周边徘徊寻人。老张哥后来告诉我，原来阿健窝在速食店里打发白日的时间，这才让朱姨找不著。
朱姨会这么急著寻阿健，是因为阿健准备告自己的儿子，却又没钱找律师。朱姨赶著要带阿健去申请法律扶助基金会的扶助律师，来帮阿健打官司。
本文摘自镜文学的《老穷奇幻纪事：台湾底层社会的崩坏人生与求生逻辑》
作者：吕苡榕
《镜周刊》文化组记者。曾任《台湾立报》、《新新闻》、端传媒和《今周刊》记者，关注社政、环境和劳工等议题。二〇二〇年报导高龄经济弱势者的租屋困境议题，开始关心台湾超高龄社会降临后，伴随而来的老龄贫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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