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佐藤一磨
有钱就能得到幸福吗？第一个主题直接就是「金钱与幸福」。
有没有钱，与我们的生活有很深的关联，会很自然地对幸福带来莫大的影响。如果没有钱，食衣往行无法随心所欲，想必很难真切感受到幸福，反之，如果有足够的钱，能买自己想要的东西，过奢侈的生活，任谁也会真切感受到幸福吧。 虽然明白似乎有「有钱＝幸福」这样的关系存在，但冷静思考后，脑中会浮现几个疑问。
首先，要有多少钱才会真切感受到幸福呢？以年收来看，是五百万日圆，还是一千万日圆(约新台币208.36万元)呢？
此外，拥有（或是能赚到）的钱增加愈多，幸福也会等比增加吗？如果这个关系成立的话，可想而知，富裕阶层的幸福度肯定相当高。
本章想回答金钱与幸福相关的疑问。
幸福在一千万日圆年收达到顶点
关于年收与幸福度，有两位研究者于二○一○年公开一份很有名的论文 。
其中一名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名誉教授丹尼尔．康纳曼，他在二○○二年开创行为经济学，因这项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位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教授，他也因为进行「消费、贫困、福利」相关的分析有所贡献，而在二○一五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人的分析结果，非常耐人寻味。
他们采用美国盖洛普公司以一千名美国居居为对象展开的调查，来分析年收与幸福度的关系。结果得知「年收介于六万～九万美元（约八百四十万～一千两百六十万日圆），幸福度会持续上升，但超过这个数字后，幸福度就不会再上升」。
在他们的研究中，以几个不同的范围来测量年收，结果显示，一旦超过六万～九万美元的这个年收范围，幸福度便不会再提升。附带一提，九万美元以上的年收范围，包含了九万～十二万美元（约一千两百六十万～一千六百八十万日圆），以及十二万美元以上，其作为分析对象的样本相当丰富。
康纳曼名誉教授等人的分析结果，传达了「想要变得幸福，只要能赚到七万五千美元（六万美元～九万美元的中间值）就行了」这样的明确讯息，对之后的研究带来很大的影响。
说到七万五千美元，以现今的汇率来看，大约是一千万日圆。根据国税厅的《民间薪资实态统计调查》（二○二一年），年收介于一千万～一千五百万日圆薪资所得者仅占全体日本人的3.5%，确实给人一种有钱人的印象。因此，如果说「只要努力赚到年收一千万日圆，就能得到幸福」，感觉应该能接受对吧。
然而，这个研究结果日后被推翻。
根据最新的研究，愈有钱，幸福度也愈高
在二○二三年，也就是康纳曼名誉教授与迪顿教授推出那项研究的十三年后，康纳曼名誉教授与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的马休．基林斯沃（Matthew A. Killingsworth）高级研究员以及宾州大学的芭芭拉．梅勒斯（Barbara Mellers）教授，一同发表了新的研究 。附带一提，他们使用的数据资料是以三万三千三百九十一名有工作的美国居民为对象所做的调查。
在这项研究中也关注到年收与幸福度的关系，但得到和之前不同的结论。
他们的结论说得极端一点，意思就是「年收达七万五千美元(约新台币226.47万元)以上，幸福度仍会继续提升」。
更正确来说，把人们分成幸福度低的族群与幸福度高的族群来进行分析的结果，得知在幸福度低的族群中，年收与幸福度的关系在达到一定的数字后，便已达到顶点，但在幸福度高的族群里，随著年收的增加，幸福度提升的倾向会显得更明显，这就是研究的结果。在幸福度高的族群里，一旦年收达十万美元（约一千四百万日圆）以上后，幸福度的提升会加速，这个结果很耐人寻味。
在二○二三年做的研究中，分成幸福度低的族群和幸福度高的族群来进行分析，这就是它得到全新结论的原因。
其实近年来渐渐透过研究得知，在幸福度低的族群与幸福度高的族群之间，像学历、健康、就业状态等各种主要因素的影响，逐渐不同以往，康纳曼名誉教授等人的研究也可说是这种情势下的呈现 。
不管怎样，最新的研究结果表示「愈有钱愈幸福」。
这个结果带来什么启发呢？
所得落差会造成幸福度的落差吗？
「愈有钱有幸福」，意谓著社会一部分的富裕阶层真切感受到很高的幸福度，至于其他人则相对幸福度较低。如果社会整体的所得落差大，则幸福度的落差很可能也会变大。
在我们所处的资本主义经济下，是以竞争为前提，会产生所得的落差也是无法避免的事。不过，当所得与幸福度产生连动反应时，有很大的所得落差存在，恐怕就会造成幸福度的落差。
当然了，如果说「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果」，那也就没什么好讨论了，不过，当有严重的落差存在时，总需要采取因应措施吧。在这方面，政府的所得重新分配政策相当重要，必须对所得落差采取适当的因应之道。
附带一提，看所得落差的现状会发现，美国从二○○○年代之后所得落差不断扩大（图1）。所得落差是以吉尼系数这种指标来测量，它的数值为0～1，愈接近0，所得落差愈小，愈接近1，则所得落差愈大。
美国二○○四年的吉尼系数为0.360，二○一○年为0.380，而二○一八年为0.393，不断攀升。美国是个比日本还要严重的所得落差社会，很可能在连动效应下，幸福度也产生落差。
相对于此，日本的所得落差又是如何呢？看图1的吉尼系数会发现，二○一五年到二○一八年这段时间，所得落差缓缓下降。二○一五年的吉尼系数为0.339，二○一八年为0.334，有下降的趋势。正好与美国相反。日本有一段时期，所得落差的扩大引来许多关注，但这样的倾向可以说正逐渐淡化中。
这样的所得落差缩小，有可能会促成幸福度落差的缩小，是令人高兴的事。不过，新冠疫情发生后的情况仍旧未明，必须持续关注。
即使经济成长，幸福度一样没提升
接下来想看的是国家层级的金钱与幸福的关系。
说到国家层级的代表性经济指标，非GDP（国内生产毛额）莫属。GDP如果随时间持续扩大，国家整体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就意谓著经济成长。当所得随著经济成长而增加时，国民就能购买各种东西，也能去远方旅行。此外，生活上也会更从容，能更留意自己的健康，让孩子受更好的教育。
因此，经济成长让人们变得幸福，这是很自然的想法。
然而，若翻阅过去的研究，会得知一个意外的结果。其实「经济成长与幸福度没有关联」。
关于经济成长与幸福度的关系，过去做过各种研究。当中特别受瞩目的，是南加州大学的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lin）教授于一九七四年发表的论文 。
他在论文中阐明「即使一个国家经济成长，但一样不会促成人们幸福度的提升」。
经济成长理应给人们带来许多好处，但实际上并不会带来幸福，这个反论的结果，人称「伊斯特林悖论」。
此外，伊斯特林教授采用的是美国的数据资料，而在日本，则是有大阪大学的大竹文雄教授等人的研究，采用日本数据资料的分析 。在这项研究中，对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九八年的这四十年间，日本的实质GDP与身为幸福度指标之一的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展开验证。
这项分析也证明了「即使GDP上升，生活满意度也不会提升」。
此外，生活满意度是用五个阶段来测量生活全面的满意度，与幸福度一样被视为幸福的指标，许多学术研究都会使用。
因为与他人比较，幸福度也跟著改变的原因
为什么明明经济成长了，但幸福度却不见提升呢？
这有许多说法，其中一项说法指出「要是不光只有自己，而是大家都一起变得丰足，就无法真切感受到幸福」。
它的结构如下。当所得提升时，生活水准提升也会提高幸福度。而「自己的所得比周遭人都来得高」的这份优越感，发挥了另一种效果，扮演了提升幸福度的角色。
举例来说，原本过去月薪二十万日圆的人，因为高升而月薪变成三十万日圆时，幸福度就会提升。而当他知道许多同学的月薪都还在二十万日圆时，自己月薪提高所带来的满足感会更加提升。但要是知道同学们其实也都高升，平均月薪为四十万时，高升或月薪增加所带来的喜悦恐怕便会马上烟消雾散。
就像这样，「与周遭人比较，自己是什么地位」，会对幸福度带来很大的影响，这称作相对所得假说（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在这个与其他人一同生活的人类社会下，与其他人相比，自己的地位究竟是高还是低，是人们很关心的重点，也会对幸福带来很深的影响。
当我们以相对所得假说的观点来思考经济成长的效果时，如果不光只有自己，而是整个社会的所得都提升，则所得增加的效果就会淡化。如果这种相对所得的效果强烈，则就算社会整体的所得水准随著经济成长而提升，也会出现难以真切感受到幸福的情况。
「我比其他人赚得更多」
「我的生活过得比其他人好」
与其他人比较时产生的相对地位，会对幸福带来不容轻忽的影响，而从中感受到人们的罪业深重。
经济成长，造成孩子的幸福度下降
一直都有人说「经济成长与幸福度无关」，但其实只要改变观点，也会发现经济成长对幸福度造成明确影响的案例。
那就是对孩子的影响。
自从有了「伊斯特林悖论」后，便开始针对经济成长与幸福度的关系展开各种分析，但当中许多采用的都是成年男女的幸福度。其背后是因为数据资料的限制，许多数据资料只能调查成人的幸福度。但近年来，会连同孩子的幸福度也一同调查的资料逐渐增加，连经济成长对孩子幸福度的影响也得以展开分析。
验证经济成长对孩子的幸福所带来的影响后，意外得知「孩子的幸福度会因为经济成长而降低」。
进行这项分析的是韩国高丽大学的罗伯特．兰德弗教授等人，他们采用二○一八年OECD（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PISA），对十五岁的孩子整体生活的满意度与经济成长的关系进行分析 。
分析的结果得知，人均GDP愈高的国家，孩子对整体生活的满意度愈低。根据他们的计算，如果人均GDP增加为两倍时，整体生活的满意度会降低48%左右。此外，人均GDP愈高的国家，孩子喜悦和安心的正面情感愈低，悲伤和愤怒等负面情感愈高。
这些结果显示，「经济成长未必会造就出孩子的幸福」。
这结果很令人震惊，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态呢？其实其背后存在的结构，是经济成长为孩子带来的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中，负面影响胜出。
说到经济成长带来的正面影响，那就是生活水平提升。
因为经济成长，父母的所得提高，伴随著孩子的食衣住行品质也跟著改善。这会促成孩子健康状态的提升。此外，在经济上有余力，学习和接受更高教育的机会也随之增加。而全体国民若因为经济成长而变得富足，则因为贫穷而被卷入犯罪中的比例也会跟著降低。就像这样，经济成长给孩子带来许多好处。
而相对于此，经济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从幼年时期便投入学习的时间增加。
伴随著经济成长，社会上需要拥有更高技能的人材。因为经济成长，产业会由第一级、第二级产业转移，像金融和IT这种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级产业的比例将会更加提高，所以会要求得具备更高级的知识和思考力。近年来，就像「数理、资料科学、AI」的重要性日渐攀升一样，人们要求得具备的技能也明显比以前提高许多。这些技能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具备，必须很早就开始逐步累积各类知识。
结果造成孩子从幼年期就开始持续学习显得格外重要，用来学习的时间因此不断增加。当用来学习的时间过多时，恐怕会造成孩子的心理健康恶化以及幸福度降低。当然了，当中也有适合学习，能承受各种学习以及长时间读书的孩子，但就整体来看，孩子容易疲乏，观察出有幸福度下滑的倾向。
关于这点，兰德弗教授等人针对孩子们面对的学习状况与整体生活的满意度关系进行分析的结果，得知在PISA下实施测验的分数愈高，或是学生们在学校的相互竞争意识愈强，整体生活的满意度就愈低。此外，若以统计方法来调整孩子们面对的学习状况影响，则经济成长的负面影响会减少一半左右。
这项结果显示，经济成长带来的教育状况不同，是造成孩子生活满意度下滑的重要原因。
就像之前的讨论所示，经济成长未必会促成孩子的幸福。
经济成长确实为孩子带来许多好处，但为了在这样的社会中维持丰足的生活，用来学习的时间也得大幅增加，这造成孩子们的幸福度下滑。
这可说是因为国家变富裕而产生的新课题。
而韩国现在正面临这个课题。韩国自二○○○年后，年平均经济成长率高达3.8%左右，国家整体变得富裕。但考试的竞争激烈，孩子们必须投注很多时间在学习上 。
而这次介绍的论文，是根据全球孩童的数据资料作成，作者兰德弗教授住在韩国，也许是看了韩国的孩童面对的现状，才想到要写这篇论文吧。
归纳
本章介绍了「金钱与幸福」相关的各种研究。将内容要点归纳如下。
①在过去的研究中指出，年收约七万五千美元（约一千万日圆），幸福度就会达到顶点，就算年收再继续增加，幸福度也不会提升。
②但在二○二三年公开的研究中得知，随著年收增加，幸福度仍会继续增加。
③以国家的层级来看，经济成长与幸福度无关。
④然而，如果看对孩子的影响，会知道经济成长造成孩子的幸福度下滑。其背后是因为随著经济成长，孩子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增加，就此感到疲乏，因而产生影响。
本文摘自平安文化的《钱买得到幸福吗？：关于金钱，残酷无情的实话经济学》
作者：佐藤一磨
1982年生。
拓殖大学政经学院教授。
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院毕业、同一所大学商学研究科后期博士课程学分修毕，商学博士。
待过外资经营顾问公司、明海大学，从2016年起，担任拓殖大学政经学院副教授，2023年起升任教授。
专攻劳动经济学、家庭经济学、幸福经济学。
已婚，育有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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