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江姓少年每月零用金仅3、4000元，却指示彩券行下注785万余元买运动彩券，扣除中奖466万余元，还得吐还318万余元。彩券行违法卖运彩给未成年人，也被运动部处分缴纳1252万余元，彩券行不服提行政诉讼，一审败诉，但最高行政法院认为运动彩券发行条例违反比例原则，自为改判彩券行仅须缴纳515万余元，全案确定。

江姓少年2019年2月起多次投注运彩，每次投注金额数十万至数百万元不等，也陆续中奖，曾经有赢400多万元；他同年4月8日至10日透过LINE指示彩券行老板先行代为投注，之后再拿钱到店里结帐，未料却不断失利，坦言无法清偿金额，总投注金额达785万1050元，再扣除中奖金额466万9200元，还积欠彩券行318万1850元。

彩券行老板提告要求赔偿，并称不知道江未成年；江表示自己多次穿高中制服去下注，更将自己买的机车登记在彩券行员工名下，员工都知道他未成年，老板也会知道，他没有隐瞒未成年身分，且自己能下注如此庞大金额，也是老板同意，并认为仅欠151万余元。

一审判决老板败诉，二审逆转判江应给付老板318万1850元，最高法院2021年裁定驳回上诉，全案确定。

然而，彩券行违法卖运彩给江也遭行政处分，运动部认为彩券行2019年3、4月间违法销售运彩及支付奖金给少年，依运彩条例规定应将与售得价金及已支付奖金同额款项，归入运彩盈余，调查后认定售得价金为785万1050元、已支付奖金为466万9200元，因此处分彩券行应缴纳归入运动彩券盈余1252万0250元。

彩券行不服处分，循序提起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审判决败诉。案件上诉，最高行认为运彩条例规定彩券行应将款项归入盈余，性质是「管制性不利处分」，虽有助达成运彩条例立法目的，但仍限制人民财产权，必须要合乎比例原则。

最高行指出，运彩条例规定未考量经销商售出运彩时，已将售得价金充入盈余，且未考虑售出价金还须扣除应发奖金、发行彩券销管费用后，余额才属运彩盈余，而以划一方式将售得价金「全额」归入盈余，导致经销商须缴纳显不相当的售得价金总额，已逾越人民合理负担的范围，严重侵害人民财产权，违反比例原则。

最高行认为，基于合宪性考量，在经销商已全额缴交售得价金全额的情况下，运彩规定关于「应将与售得价金同额之款项」归入盈余，应解释为「应将与售得价金之上诉人所收取销管费用同额款项」归入盈余，才没有违背比例原则。

最高行计算应缴纳的款项为彩券行收取的销管费用，也就是佣金49万0690元，及应归入奖金466万9200元，合计共515万9890元，废弃一审判决，自为改判处分命彩券行缴纳金额逾515万9890元归入运彩盈余部分撤销，其余上诉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