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佑均律师

一、结论：

负责人是否会构成刑事责任，不可一概而论，应依个案之不同，视负责人对于高薪低报是否知情？对于投保薪资申报之过程参与至何种程度？以及高薪低报之具体情形为何？以综合判断。

二、内容：

依照《劳工保险条例》，若员工达5人以上之企业，雇主即有为员工加入劳保之义务，并依据员工之月薪对应劳保之投保薪资级距，计算出应提缴之保费。而如果企业没有核实申报投保薪资，而有高薪低报之情形，依据《劳工保险条例》第72条，企业也会产生相应之行政裁罚以及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此外，如果有上述高薪低报之情形，亦可能产生相应之刑事责任：例如，因为高薪低报是向劳保局申报不实之薪资，故可能构成《刑法》第215条及第216条之业务文书登载不实罪；又高薪低报之情形往往会使企业从中得利，减少劳保费用之支出，因此亦有可能构成《刑法》第339条之诈欺得利罪。又，需要负担刑事责任者限于自然人，至于法人则无法成为刑事案件之被告，因此，在实务上劳保高薪低报之案件中，常见以负责人作为被告之情形。此时，该负责人是否一定会构成刑事责任呢？

要回答此问题，还是要回归上述《刑法》业务登载不实罪以及诈欺得利罪之构成要件来判断。所谓「业务登载不实罪」，需有实际登载之行为，因此，如果该投保薪资确实是由负责人亲自申报、或是由负责人指示下面的会计或人资人员申报，就可以认定该负责人有「登载」不实资讯之行为；又以诈欺得利罪而言，必须要有诈欺之犯意，因此，如果负责人清楚知悉员工之薪资，还刻意以较低之薪资申报，也就是明知故犯，此时即容易被认为有诈欺之故意，而构成诈欺得利罪（可参台湾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易字第764号刑事判决、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02 年上易字第1364 号刑事判决）。

反之，于部分企业，负责人是将投保事项完全授权于公司内部之人事或会计人员处理，而完全未参与其过程，因此，负责人自然也不会知道申报之投保薪资为何。于此种状况下，因为投保薪资并非由负责人申报或指示申报，因此负责人即无业务文书之「登载」行为，而比较不容易构成业务文书登载不实罪，且负责人因为不知悉有高薪低报之情形，自然也不具有向劳保局诈欺以减少保费之故意，而比较不容易构成诈欺得利罪（可参台湾高雄地方法院106年度易字第748号刑事判决、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09年度上易字第1142号刑事判决）。不过，像上述这种负责人完全不知悉投保状况之情形，比较普遍发生在传统产业之中小企业；相反的，如果是上市上柜公司之大型企业，负责人本来即负有监督管理各部门之义务，因此恐怕比较难以上开理由作为抗辩。

另外，雇主高薪低报之情形，可能是仅以员工本薪之一部分申报，或是漏未申报员工薪资结构中之特定项目（例如业绩奖金），这些情形于是否有「诈欺犯意」之判断上，也会有所不同：以本薪而言，理应是要全部纳入来认定投保薪资，因此如果低报的是本薪，未核实申报就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也容易被认定有知法违法的故意；但是若是本薪以外的其他项目，是否要纳入投保薪资范围，又会另外涉及是否为劳基法「工资」之判断，如果该笔项目在工资之判断上有争议（例如，以「业绩奖金」为例，其是否为「工资」，法院即常常存在不同见解），那么雇主未将其列入投保薪资，比较可以解释成不知法律所导致之作业疏失、或是纯粹的误认，而比较不会断然地解释成刻意的高薪低报，而有诈欺之犯意（可参台湾新北地方法院101年度自字第22号刑事判决、台湾台北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852号刑事判决）。

综上可知，公司如果有劳保高薪低报之情形，负责人是否必然会构成业务登载不实及诈欺得利罪等刑事责任？不可一概而论，应依个案之不同，视负责人对于高薪低报是否知情？负责人对于投保薪资申报之过程参与至何种程度？以及低报之薪资项目为何？以综合判断雇主是否为实际业务登载之人，是否有低报薪资向劳保局诈欺之犯意，或仅系单纯地不知法律所产生之作业疏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