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马扬异

酒驾防制走过十余年修法重罚，成效逐步浮现，但累犯问题未解，持续成为道安未爆弹。尽管现行「禁戒」制度可在祭出刑罚同时，强制被告戒酒，但因缺乏明确指引，让戒瘾治疗陷入停滞。

去年六月，一名洪姓男子在高雄市凤山区闯红灯被警察拦下，检测酒精浓度超标，被检方依公共危险罪起诉。这不是洪男一时糊涂犯法，20多年来，他已经第12次酒驾被逮。

2024年7月，他才刚服完酒驾近一年刑期，没想到出狱不到一年，又再次酒后上路。检方评估洪男酗酒问题严重，为了避免他再犯，向法院声请实施「禁戒」，让他在入狱前接受酒瘾戒治。然而，法院认为没有足够证据显示洪男是因酒精成瘾而犯罪，最终驳回声请，只判处「惯犯」洪男1年3个月徒刑。

扣车、扣照、公布姓名⋯

仍有14％惯犯没在怕

这桩看似不起眼的案件，正凸显台湾当前酒驾防制政策漏失的一块关键拼图──酒精戒瘾治疗。

为达到「酒驾零容忍」目标，政府自2013年起，多次修正《刑法》公共危险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法规，借由拉高刑责、扣车扣照、公布累犯姓名等，积极吓阻酒驾。

在订定严刑峻法及警方加强取缔下，2019年到2024年间，全国酒驾事故与死伤人数分别减少约二成。此外，检方侦查终结酒驾案件的被告，5年内再犯的比率也略微下降。然而，整体仍有13.8％的酒驾犯，抱著侥幸心态，酒后上路被逮2次以上。

尽管洪男是有12次黑历史的酒驾惯犯，但由于没造成事故死伤，近两次酒驾仅分别被判处一年、一年三个月徒刑，吓阻效果有限。如果没有辅以酒瘾治疗断根，出狱后他仍可能再犯，继续成为道安未爆弹。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院长黄名琪说明，酒瘾在医学上被称为「酒精使用障碍症」，是一种会不断复发的脑部疾病。当患者无法自我控制，光靠严刑峻法没用，仍需要医疗介入，才能从根本改善重复酒驾的问题。

酒精使用障碍症患者

重复酒驾机率高五倍

多年来致力推动成瘾治疗的她，为了证明戒瘾能够「预防再犯」，曾自告奋勇到台北地检署进行酒驾卫教，发放匿名问卷给被告填答。从回收的600份有效问卷中，她发现，「酒精使用障碍症患者，重复酒驾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出5倍！」

如果「酒精使用障碍」是酒驾再犯的重要风险因子，要达到「酒驾零容忍」，势必要更积极推动戒瘾治疗。

事实上，行政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近年法务部与卫福部合作推动「缓起诉附命戒瘾治疗」，由各县市地检署与当地医疗机构合作，在侦办酒驾案件时，请被告填写简易量表，若评估被告可能有酒瘾，检方会审酌情节、再犯次数等，给予「缓起诉」处分，附带命令被告接受戒酒治疗，以治疗代替刑罚，诉求彻底断根。

黄名琪分享，她曾遇过一个病患因公司营运亏损、家庭关系不睦，成天借酒浇愁，戒酒门诊也爱来不来。直到有次酒驾被抓，透过司法转介回到诊间，开始认真戒酒，几个月后，事业跟家庭状况都大幅改善，可见透过司法推动戒瘾治疗，确实能改变酒瘾患者的人生、预防再犯。

但对照实际数字，近年缓起诉附命戒瘾治疗案件却不增反减，从2022年的377件，骤降到2025年的169件。过去3年，检方侦结的酒驾案量只减少约三成，当中被施以缓起诉附命戒瘾治疗的案件却下降逾五成。

为何这项看似能「治本」的防制工具，无法有效发挥作用？

曾积极推广酒瘾戒治的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林达直言，制度设计的矛盾，让这项工具难以全面推展。

「酒驾行为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喝酒，一个是开车。我们要罚的不是『喝酒』的行为，而是『喝酒后开车』。」林达分析，「当检方送被告去戒瘾治疗，解决的是他喝酒的问题，但司法的目的，其实应该是要透过惩罚，让他不要再喝酒开车。」

他进一步说明，以往检方发现被告酒驾第二次以上，经常会命令对方接受缓起诉戒瘾治疗，但这形成逻辑矛盾，「如果被告是累犯，照理说应该判得更重，现在反而因为要让他接受戒瘾治疗，给予他缓起诉，这与司法目的背道而驰。」

「罪刑不相当」，是林达与许多检察官不愿让酒驾犯缓起诉换治疗的主要原因；但其实检方的顾虑，可以从现行法规中找到解方。

根据《刑法》第八十九条，当被告因为酗酒成瘾、有再犯之虞，可以由法院在执行刑之前，命令被告实施「禁戒」，也就是先入院接受戒酒治疗再服刑。

然而，翻开近4年统计，每年因为酒驾被施以禁戒的案件数，平均只有5件，相较于每年酒驾判决确定有罪人数多达2至3万人，这个数字不到0.1％。

有法可用却难落地

「禁戒」制度形同具文

「禁戒在现实上几乎不可用。」林达说明，目前落实禁戒处分存在两大障碍，除了法规实质内容不明，地检署预算也不足以因应，「当法院裁定被告实施禁戒，是要把他送进医院？或安置机构？住院治疗的经费哪里来？」现行的《刑法》或《保安处分执行法》，都没有明确规范，造成检方执行上的困难。

他举例，过去北检曾经将一个酒驾被告送进疗养院施以禁戒1年，事后院方向地检署请款，金额高达上百万元。由于禁戒属于强制治疗行为，政府理应支付相关费用，但地检署业务费不足，执行量能极有限。

事实上，高检署从2021年起，每年编列一笔「酒瘾刑事犯强制诊疗经费」，约300万到600万元，地检署执行禁戒后，可向高检署核销。但过去5年来，这笔经费执行率平均不到五成，审计部也在2022年决算报告中，要求法务部与高检署改进。

当时，高检署回复审计部，将会就禁戒执行方式、完成治疗认定标准等，订定「酒驾戒瘾治疗作业指引」。但时隔3年多，当本刊追问进度，高检署却表示，由于各地检署执行禁戒状况顺畅，至今尚未公布指引。

讽刺的是，审计部要求后，隔年这笔经费执行率更降至25％，禁戒的裁定件数也仅4至5件。高检署的回应，不但未正视审计部的改善意见，也没回应第一线检察官的执法困境。

再回到洪男的判决，当时检方起诉时，曾经因为被告多次累犯，建议法院施以禁戒，却因为无法证明被告因为酗酒而犯罪，最终被法院驳回，也凸显检方在「声请禁戒」的程序仍有精进空间。

举例来说，2025年一共有10起酒驾判决曾涉及施以禁戒的讨论，最终仅5件被裁准。10件当中，有4件由检方声请，却有3件因为没有证据显示被告有酒瘾，遭法官驳回；唯一被裁准的案件，就是透过医学鉴定，向法院证明被告有戒瘾治疗需求。

这样的结果，让医疗端备感无奈。黄名琪感叹，「要医院开一张鉴定、证明被告有酒瘾很简单，几分钟就能完成。」但过去检方从来不曾为了声请禁戒，请她开立相关诊断证明。

从历来判决不难发现，如果检察单位能投注更多经费，明确订出指引，让第一线检察官更积极证明被告患有酒瘾，就有更多机会说服法官施以禁戒，透过司法预防这些危险驾驶再犯。

尽管近年酒驾防制初见成效，每年仍有超过100人死于酒驾事故。在「酒驾零容忍」的目标下，政府不该忽视戒瘾治疗的重要性，除了给足戒瘾经费，法务部与高检署也应尽速订定禁戒指引，避免让戒瘾推动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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